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这句线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应该为它的头尾加上引号，然而，当2024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再一次从地铁站走上塔克西姆广场，目视恢弘的尖塔与穹顶矗立于蓝色时刻的夜风中，帕慕克的话猛然撞进脑海，令我相信它同样也是某段命运的证言。必赢注册

　　2013年是我第一次造访伊斯坦布尔的年头，从那时起，它便列位于我最爱的城市之中，不论此后旅途如何伸展绵延。许多年来，我不断路过伊斯坦布尔或是在此停留，从它去往安纳托利亚的角落，也从它飞往欧洲、非洲和亚洲的遥远国度，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浪涛逐渐染蓝了记忆的底色，我渐渐熟悉这座城市，可又忠实地扮演过客。

　　和罗马或耶路撒冷一样，伊斯坦布尔是一座永恒之城。一千个人笔下有一千个伊斯坦布尔，这座人口超过1500万、占地逾5000平方公里的城市总是让人心潮澎湃，也总是令人无从落笔。它的城市史版本众多、浩如烟海，它的每个仰慕者也总有自己的心灵史与精神联结，因此，我只能记录下属于我的街道与断章。

　　伊斯坦布尔是世界上唯一横跨欧洲与亚洲的城市。博斯普鲁斯海峡北接黑海，南接马尔马拉海。城市的欧洲部分是自古以来的经济文化中心，亚洲部分与广阔的小亚细亚半岛相连。天然良港金角湾将欧洲部分进一步分割，它的南边是拜占庭帝国及其首都君士坦丁堡所在的半岛，北边则是近现代发展迅速、人炸的繁华新城，也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后期的权力中心。

　　在这座“七丘之城”里蜿蜒着无数迷人的街道，多少文明与民族来来往往，造就了伊斯坦布尔不同区块的不同性格，在各自鲜明的特色中流淌着混杂与融合的魅力。我赋予此文的任务，便是在城市与记忆的双重迷宫中奋力梳理那些曾刻入我游历与生命的街区，从五处迥异的立面出发，探寻伊斯坦布尔之旅的五种可能。

　　2024年10月，塔克西姆寺前的男人回头一瞥，正好与我的镜头撞上。  摄影 林方文

　　帕慕克在自传《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里写道：“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在这本书里，帕慕克将土耳其文化里的“呼愁”定义为一种忧伤的情绪，进而成为土耳其人的集体意识。它并不单独属于某个忧愁之人，而是奠基于土耳其古老文明的倾颓与失落之上，如幻影般揳入民族的共同记忆，形成专属于伊斯坦布尔的废墟美学。

　　苏丹艾哈迈德（Sultanahmet），伊斯坦布尔最古老的街区，这里的游客永远摩肩接踵，见证帕慕克笔下这座城市最典型的忧伤与荣光。拜占庭的建立与君士坦丁堡的崛起即发生于此，上千年时间里，此地是欧陆最庞大、最富庶的城市，同时也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会。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继续将这里作为首都，直至20世纪覆灭。

　　2024年10月，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里的古希腊雕像令人过目难忘。  摄影 林方文

　　十几年前第一次来伊斯坦布尔，我和所有初访者一样，选择下榻苏丹艾哈迈德区的民宿。热情好客的民宿主人看起来像朴实无华的中东老农，总是邀客人一道在顶层餐厅抽水烟。从酒店房间的窗子望出去，常有海鸥落在寺密密麻麻的拱形穹顶上，楼下的有轨电车从清晨轰鸣到深夜，餐馆、杂货铺、纪念品商店似乎永不歇业。

　　从民宿步行十分钟，就可以走到罗马时代的君士坦丁堡竞技场，如今已被改为苏丹艾哈迈德广场，一侧是帝国建筑师米马尔·锡南举世闻名的得意之作蓝色清线世纪矗立至今、象征着拜占庭建筑最高成就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后者的身份在历史中不断摇摆——教堂、清线年，总统埃尔多安下令将其再度恢复为寺。

　　某种意义上，苏丹艾哈迈德广场是此区当仁不让的地理中心：往东，游客流向托普卡帕皇宫，奥斯曼帝国22位苏丹的居所，从1478年开始，它就占据了历史城区视野最开阔的半岛顶端，在四百多年里成为帝国持续跳动的心脏；往西，是昼夜川流不息的巨型大巴扎，东西方的珍宝与货物在此讨价还价，千百年间书写着土耳其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仅仅是广场上的三座纪念碑，就足以成为伊斯坦布尔的标志。第一座是图特摩斯三世方尖碑，约公元前1500年竖立于埃及卡纳克神庙，390年被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切成三段运回，迄今完好。第二座是古希腊蛇柱，原本位于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建于公元前5世纪，324年被移至此，饱受破坏，只余下半部分。第三座是建于10世纪的君士坦丁七世皇帝柱，如今是粗糙斑驳的石柱，但建成时外部包裹镀金铜面，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被熔化劫走。

　　住在苏丹艾哈迈德区的某一晚，我和朋友一道抽完水烟，又送他回酒店。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岸边似乎从来没有无风的时刻，在老城区永远找不着方向的起伏山道上，我仿佛在“布满历史偶然性的迷宫长径”中错进错出地穿行，不知身处哪个世纪，耳畔又是哪个王朝的幽灵在低语。脚下的每一条街道，也许都是一部史诗。

　　“住在吉汉吉尔后，我才第一次明白伊斯坦布尔并非由彼此隔绝的生活组成，它不再是无名公寓建构的丛林——人们不知道谁死去了或是谁家在庆祝什么——它是由街区链接而成的群岛，每个人都互相认识。”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新城的尼桑塔什度过童年，20世纪90年代后他搬到了吉汉吉尔，并以这个街区为家。

　　苏莱曼大帝的儿子吉汉吉尔（Cihangir）年纪轻轻就不幸去世，苏莱曼在悲恸中命令修建了一座以儿子名字命名的清线年重建的寺位于吉汉吉尔区的半山腰，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有着开阔的无敌海景——如果你想在附近找间民宿，这多半会成为主人们众口一词的卖点。

　　自20世纪70年代起，吉汉吉尔成为伊斯坦布尔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和独立设计师的聚集地，这让人联想起同样洋溢着波希米亚风情的巴黎玛黑区。按照帕慕克的说法，在那之前这里一度是希腊人的社区，但由于希腊和土耳其关系恶化，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批希腊人被逐，该街区迅速空心化，充斥着无主空屋，也许因此，才有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新移民和新生。

　　2012年英国《卫报》把吉汉吉尔列为全球最适宜居住的街区之一，引发了我的好奇。在伊斯坦布尔游客稀少的某年冬日，一位叫Isik的漂亮姑娘通过AirBnB将她的空置公寓短租给了我，顺带还要求这个不幸对猫过敏的客人照顾这间公寓事实上的主人，一只名叫Pisik的温柔黑猫。

　　尽管和伊斯坦布尔人潮最汹涌的独立大街步行只有5分钟的路程，吉汉吉尔却有着精致的宁静。街道上到处是书店、古董店、旧货店、画廊、设计商店和各国美食，早在我抵达的二十年前，跨国公司的经理人、外交官及西方记者就已经开始搬入这个街区，令其日益走上中产士绅化的规训之路。

　　尽管如此，坐在寺的袖珍后院里看着清晨风平浪静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是我在吉汉吉尔区最为珍视的回忆之一。而住处附近那间只有四五张桌子的小咖啡馆，也以其举世无双的menemen（简单来说就是土耳其式的西红柿炒鸡蛋，一般在早餐供应）抚慰了我在前往土耳其东部地区的旅程中就开始撒泼的智齿。

　　2015年8月，吉汉吉尔区的小咖啡馆早餐安抚了我“发难”的智齿。  摄影 林方文

　　帕慕克认为，让吉汉吉尔一带成为逛街天堂的，是邻近街区的楚库居马（Çukurcuma）在21世纪初经历的转型和扩张——帕慕克本人2012年于此地建成了来源于他小说的纯真博物馆，而围绕着纯真博物馆的，则是楚库居马数不胜数的传统木质民宅、旧货商店与复古服装店。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属于回忆的街区。

　　小说里的男人默默爱着女人，搜集她遗留的一切，其中就有花费八年收藏的4213个烟头。为小说而建的博物馆进门不远处，就是这件略显变态的展品，虽然角色纯属虚构，但时间的流逝、情感的澎湃以及作家寄托于街区的回忆都是真实的。学过绘画和建筑的帕慕克，以这座颇具行为艺术意味的装置博物馆，印证了纪伯伦的名言：“记忆是一种重聚的方式。”

　　尽管帕慕克说他以生活在吉汉吉尔为傲，但此地水涨船高的房价和无可避免的士绅化走向，势必不断终结与淘洗居民的记忆。Isik的民宿早已从网站上撤下，会做美味menemen的咖啡馆也因房租过高离开了伊斯坦布尔，泛滥成灾的流浪猫想必换了一茬又一茬，我们注定都是过客，只有博斯普鲁斯永恒。

　　在伊斯坦布尔新机场尚未启用前，绝大多数国际旅客会在沿用多年的阿塔图尔克机场落地入境。旧时代气息十足的有轨电车将阿塔图尔克机场和苏丹艾哈迈德区相连，人们带着行李坐上行进缓慢、不时生硬变轨或转弯的电车，窗外的市井嘈杂与车轮哐当哐当的撞击声混在一起，一切仿佛一场“沉浸式导览”，引领旅人无缝进入历史深处。

　　然而巴拉特（Balat）区并不在这条贯穿伊斯坦布尔历史城区的T1电车线路沿线。第一次造访欧亚之都的游客也未必有时间、有兴趣踏足这个并非最热门的旅游区，有时他们会登临巴拉特附近的著名景点柯拉教堂，那里有着拜占庭时代最精美的马赛克壁画之一，尔后，在离开教堂后步行前往金角湾的途中才得以认识巴拉特独特的面貌及韵味。

　　在15世纪末巴拉特成为了规模化的居住区，当时大量犹太人无法忍受宗教裁判所的迫害逃离欧洲，宽容的奥斯曼苏丹巴耶济特二世为他们提供了容身之地。这个地带同时也居住着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罗姆人，使其成为民族、宗教和文化的熔炉。然而土耳其和亚美尼亚及希腊的关系急转直下，今天这里住的大多是。

　　在巴拉特漫游很容易遇到不同类型的宗教建筑：保加利亚东正教教堂、犹太会堂、亚美尼亚教堂、希腊东正教教堂及学校，还有大大小小的清线年秋天发生的一件事提醒了我：一处曾经遗存精美湿壁画的东正教教堂，在实地勘察时发现这些壁画已惨遭覆盖白漆的命运，似乎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埃尔多安时代的保守转向。

　　在20世纪80年代伊斯坦布尔历史城区整体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以后，巴拉特在1990年代和21世纪初被动接受了颇具争议的城市更新计划。这个地区一洗17世纪以来贫穷和脏乱差的名声，跃进新兴旅游区域的行列。2010年以来，巴拉特多了不少咖啡馆、民宿和精品餐厅，阳台突出的传统临街木屋粉刷一新，以五颜六色的视觉冲击力争取流量。

　　2015年4月，巴拉特区不算旅游打卡地，也正因如此，保留着历史街区独特的神髓。  摄影 林方文

　　也因为民宅多是木质，巴拉特的发展史上火患不断。从1303年第一次有记录的火灾开始，这里的大火每个世纪总有那么几次，每次总有成百上千间房屋被毁，有时甚至让整个区都化为灰烬，最严重的是在1729年，强风助力之下，大火摧毁了八分之一的伊斯坦布尔。

　　在巴拉特陡峭的鹅卵石街道上上下下，是和苏丹艾哈迈德、吉汉吉尔完全不同的体验。这里的生活属于年轻人和庶民，尽管士绅化痕迹隐约可见，但还是有那么多充满平民气息、物价亲切可人的菜市场，杂货铺，烟店和旧货商店。摇摇欲坠的老房子和时代始终差了一拍，事实上，一两百年前富裕阶层才有财力住在这里。

　　和全世界被重新发掘和现代化的平民生活区一样，巴拉特常常可以见到街头涂鸦。和这种当代反叛精神的图腾并行不悖的，是土耳其浴室里络绎不绝的本地男人，抑或街道上空晾晒的被单、衣服和运动鞋。晚间我路过一家咖啡馆，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座位外溢到街上，原来是一场小型拍卖会的现场，木槌扬起又落下，叫卖声与嬉笑声不断——最终你发现，他们实际上什么都卖！

　　2024年10月，我在巴拉特陡峭的街道上上下下，沉浸其中。  摄影 林方文

　　金角湾的入海口与博斯普鲁斯海峡及马尔马拉海相连，在这里的码头坐渡轮沿岸上溯，古老的加拉太塔和山巅的苏莱曼寺逐渐隐没在身后，船只离开传统意义上的君士坦丁堡，经过杂乱无章、缺乏特色的现代城区，海湾末段坐落着工整磅礴的埃于普苏丹寺。

　　作为行政区域，埃于普（Eyup，或称为埃于普苏丹，Eyupsultan）从金角湾几近尽头处一路蔓延至黑海之滨，但在精神价值和历史意义层面，埃于普的神圣中心显然是在埃于普苏丹寺的周边区域。和伊斯坦布尔欧洲的斑驳、分裂、突飞猛进不同的是，埃于普是一处十分纯粹、沉静的生活圈。

　　2013年10月，埃于普金角湾的黄昏笼罩在一片薄雾之中。  摄影 林方文

　　公元674至678年，先知的密友、旗手阿布·阿尤布·安萨里在君士坦丁堡之围中患病去世，下葬于此。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后，苏丹二世发现了这处陵墓，并专门建造一座寺，埃于普即为土耳其语的“阿尤布”。埃于普苏丹自此成为圣地，达官贵人争相将墓地选在附近，寺也成为奥斯曼帝国苏丹加冕典礼场地。

　　帝国在17至18世纪衰落，埃于普也一度蒙尘。这里成为外来难民的定居地，同时还兴建了不少现代化的工厂，浓烟密布、污水横流，道路得到拓宽、工业区连成片，田园气息消失了，这里更像是工人阶级街区，与富人偏好的博斯普鲁斯欧洲海岸或是新兴的亚洲区形成鲜明对比。

　　随着现代土耳其的诞生和发展，金角湾沿岸的工厂多被关闭或整治，埃于普重新恢复了以信仰为中心的传统面貌，保守的家庭倾心于此，同时也迎来了大批游客和朝圣者。只要是礼拜日，这里总能出现人潮，斋月更加热闹，夜间灯火通明，人们共享开斋餐，观看传统皮影戏。对我而言，埃于普的气质与生活形态更接近阿拉伯世界，如同置身于老开罗。

　　寺是世界的精神旗帜，也是公共空间的缔造者。从码头通往埃于普苏丹寺的路上，现为商铺的石头房子过去曾是经学院、救济所、公共厨房等，它们依附于寺，提供重要的社会功能。寺前广场人声鼎沸，周边市场销售祈祷用的毯子、赞珠、椰枣、香油、宗教书籍、经文录音带，贩卖鸟食的摊位上写着：“先知说过，喂鸟是一种敬拜行为。”

　　埃于普闲适的家庭度假气氛，和寺附近的皮埃尔·洛蒂咖啡馆有着脱不开的干系。这座咖啡馆位于小山丘的顶端，从山脚坐3分钟缆车可直达，一路上掠过密密麻麻的麻扎，即帕慕克在《我的名字叫红》里所说的城西乱坟岗。逛过寺和市场，本地家庭喜欢上山喝杯咖啡，一边拉家常，一边远眺金角湾的悠然风景。

　　皮埃尔·洛蒂（1850-1923）是一位法国海军军官，同时也是作家与东方学家。他驻扎伊斯坦布尔时据说爱来这里，和心仪女子一道品尝泛起沉渣的土耳其咖啡，但最后又相互错过。这段八卦全无真凭实据，更像茶余谈资，和洛蒂线年八国联军进京，作为海军上尉的他也在军中，并将见闻写成书《在北京最后的日子》——真是令我五味杂陈的巧合。

　　欧洲的伊斯坦布尔有座闻名遐迩的锡尔凯吉火车站，是昔日东方快车的东端终点站。亚洲的伊斯坦布尔同样有座重要的火车站，名叫海达尔帕夏，铁路从这里伸向广阔的安纳托利亚高原，抵达巴格达、大马士革和麦地那。在这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海达尔帕夏火车站附近，就是伊斯坦布尔亚洲一侧最繁华的街区——卡德柯伊（Kadikoy）。

　　根据2020年土耳其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在该国188个人口最多的地区中，卡德柯伊排名第一，超过了欧洲区富人与豪宅云集的贝西克塔斯。更有趣的是，这里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就一直是土耳其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CHP）的票仓，居住着大量总统埃尔多安的批评者，其中包括学生、作家和艺术家。

　　有个未经证实的玩笑认为，伊斯坦布尔的人们通常会分成两派，塔克西姆派和卡德柯伊派。在卡德柯伊派的眼里，塔克西姆派所在的欧洲区永远复杂、拥挤、喧闹，充满了旅游陷阱和治安的不稳定因素，令人觉得是过客，它的美好如同短暂的夏日恋情——卡德柯伊恰恰拥有相反的一切，平静、慢节奏、自由自在，生活在此地，好像略显平淡却长久不腻的爱。

　　2024年10月，流浪狗闲适地趴在卡德柯伊购物街的路中间。  摄影 林方文

　　卡德柯伊最早的名字叫“加克墩”，其含义其实是“盲人之地”——当时的拜占庭统治者认为一座伟大的城市将建在加克墩对面，而加克墩的居民一定是瞎子，看不到金角湾半岛的战略价值和欧洲区的美丽。但今天，如果旅行者能短暂离开欧洲，在飞翔的海鸥中坐船到对面的卡德柯伊，一定能呼吸到完全不一样的空气，享受到走马观花以外的况味。

　　是的，这里确实没有什么古迹或是旅游书上的头牌景点，但从卡德柯伊码头下船，我就被真正的生活结结实实地拥抱了——鳞次栉比的咖啡馆、小吃摊、平民茶馆和双陆棋馆，街头叫卖着报刊杂志、二手书、手工艺品、香料、草药、鲜花、冰淇淋、熟食、土特产、家居用品、音乐CD、黑胶唱片、畅销漫画、老明信片、电影海报和纪念T恤。

　　巴哈里耶步行街上是表演的艺人、擦鞋童以及土耳其最大的食品市场，拎着菜篮子的老人们总愿意聊几句，看起来像是熟识多年的街坊。尽管这条街永远热闹非凡，但只要往背后的巷子里多走两步，美丽的木质阳台下一切安静如昔。卡德柯伊的大学很多，年轻人在街角咖啡馆里自习，或是热烈地八卦和抱怨。我随着居民们流动，仿佛也在他们的生活里流动。

　　2024年10月，卡德柯伊区的街头涂鸦显示着这个区轻快又自由的底色。  摄影 林方文

　　黄昏时人们会慢悠悠地走向莫达，那是卡德柯伊的海岸公园，挑一张长椅或是海边的一块石头坐下，越过海峡望着夕阳在欧洲区的千塔之丘背后缓缓落尽，有种时间停滞的浪漫。卡德柯伊没有塔克西姆那么多的精品餐厅或是高级夜店，本地最有名的老铺子是从1777年开始营业的“阿里·穆希丁”，只卖土耳其软糖。

　　对于一个注定要在仰慕中远望伊斯坦布尔的过客，在卡德柯伊寻找生活的本真，作为离开前的旅途尾声再合适不过。也许因为没有那么沉重的历史遗产，权力和纷争都在海峡的另一头，宽容和世俗化一直是卡德柯伊人坚定贯彻的生活主张，也由于此，轻快和自由成了一种铺陈在日常中的底色——尽管近二十多年里，这一切越来越不容易。